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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可以這樣幹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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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小團隊中，溝通成本十分高。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會去崇尚類似於一人公司，或是少人輕量型公司的原因。
在 AI 很強的時代，其實它們的能力已經足以媲美很多工作一陣子的人了。但如果你管理人，你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管理時間，因為你需要去猜測、去思考他的工作邏輯、工作型態以及他的一些變數。
但如果你可以認知到前面的這個 Agent，他就是一個 Junior 或 Mid-level，但他會問你、會跟你釐清細節，然後告訴你他想要怎麼做並完成工作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很多的管理成本？
因為管理不只是要管理 Context，當然還要管理人的：
1. 情緒
2. 預期
3. 所有規劃
我覺得在更小的團隊或是未來的世界中，你不一定需要真的很多人數，但你可以透過一些探索型的人才，給予你更多的靈感跟想法，去實現更多的槓桿。
在 AI 很強的時代，其實它們的能力已經足以媲美很多工作一陣子的人了。但如果你管理人，你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管理時間，因為你需要去猜測、去思考他的工作邏輯、工作型態以及他的一些變數。
但如果你可以認知到前面的這個 Agent，他就是一個 Junior 或 Mid-level，但他會問你、會跟你釐清細節，然後告訴你他想要怎麼做並完成工作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很多的管理成本？
因為管理不只是要管理 Context，當然還要管理人的：
1. 情緒
2. 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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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️ 【1mintips】氣炸鍋這樣做晚餐最快！一鍋三菜，給辛苦上班的你一頓無壓力晚餐！還有更多變化，請拭目以待！！ #youtub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fLmNBT7a-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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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識
1776 年，美國還不存在，一本 47 頁的小冊子在費城出版，書名叫《常識》（Common Sense）。
三個月內賣了 12 萬本。當時北美殖民地總人口才 300 萬，等於每 25 個人就有一本。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本真正「人人都能讀懂」的政治作品。
為什麼叫「常識」？在 18 世紀的啟蒙時代，「常識」有一個特殊的哲學意義。蘇格蘭哲學家提出一個概念：普通人不需要讀過亞里斯多德，也能對重大的是非問題做出正確判斷。因為有些道理是顯而易見的，是人人心中本來就有的。
作者潘恩把這個哲學概念變成了一本小冊子。他沒有引用拉丁文，沒有搬出洛克或孟德斯鳩。他用最簡單的語言問了一個問題：一個三千英里外的小島，憑什麼統治一整個大陸？這問題一問出來，答案就很明顯了。
當時很多殖民地議員說：「這問題很複雜，我們可以跟英王談判。」但潘恩說：不複雜。你的利益在這裡，你的家在這裡，你的未來在這裡。你不可能同時效忠倫敦和費城。這是常識。他把大家心裡知道、但不敢說的事情說出來了。
250 年後，台灣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問題。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，在台灣住了三十年後，遞補成為立法委員。她嫁了台灣人，生了台灣小孩，入了中華民國國籍。但她同時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。她說她回去過，試圖放棄，但北京「不受理」。這就是問題的核心。
不是她願不願意放棄，而是北京願不願意放她走。北京的態度很清楚：你還是我們的人。那麼，一個被北京認定為「他們的人」的人，適合在我們的國會制定法律嗎？
我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個好人，不知道她內心是否真的認同台灣。但 18 世紀的啟蒙哲學家會告訴你：制度不能建立在「看透人心」上面。
潘恩在《常識》裡寫過一句話：「政府的存在，是因為人性的軟弱。如果人人都是天使，我們不需要政府。」
正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一個人的內心，所以我們需要制度。正因為我們無法預測一個同時對台北和北京負有法律義務的人，在關鍵時刻會怎麼投票，所以《國籍法》規定：公職人員不得擁有雙重國籍。
這不是針對中配。美國人、日本人、英國人來當立委，都要放棄原本的國籍。規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。只是其他國家會讓你放棄，而北京不讓，這不是台灣的問題。這是北京的問題。
250 年前，潘恩用「常識」兩個字，把複雜的獨立問題變得清晰：你的效忠對象只能有一個。今天，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一樣簡單：一個被北京視為中國公民、且北京拒絕讓她脫離的人，適合在台灣的國會制定法律嗎？
這不是什麼高深的憲法問題，這是常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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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6 年，美國還不存在，一本 47 頁的小冊子在費城出版，書名叫《常識》（Common Sense）。
三個月內賣了 12 萬本。當時北美殖民地總人口才 300 萬，等於每 25 個人就有一本。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本真正「人人都能讀懂」的政治作品。
為什麼叫「常識」？在 18 世紀的啟蒙時代，「常識」有一個特殊的哲學意義。蘇格蘭哲學家提出一個概念：普通人不需要讀過亞里斯多德，也能對重大的是非問題做出正確判斷。因為有些道理是顯而易見的，是人人心中本來就有的。
作者潘恩把這個哲學概念變成了一本小冊子。他沒有引用拉丁文，沒有搬出洛克或孟德斯鳩。他用最簡單的語言問了一個問題：一個三千英里外的小島，憑什麼統治一整個大陸？這問題一問出來，答案就很明顯了。
當時很多殖民地議員說：「這問題很複雜，我們可以跟英王談判。」但潘恩說：不複雜。你的利益在這裡，你的家在這裡，你的未來在這裡。你不可能同時效忠倫敦和費城。這是常識。他把大家心裡知道、但不敢說的事情說出來了。
250 年後，台灣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問題。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，在台灣住了三十年後，遞補成為立法委員。她嫁了台灣人，生了台灣小孩，入了中華民國國籍。但她同時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。她說她回去過，試圖放棄，但北京「不受理」。這就是問題的核心。
不是她願不願意放棄，而是北京願不願意放她走。北京的態度很清楚：你還是我們的人。那麼，一個被北京認定為「他們的人」的人，適合在我們的國會制定法律嗎？
我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個好人，不知道她內心是否真的認同台灣。但 18 世紀的啟蒙哲學家會告訴你：制度不能建立在「看透人心」上面。
潘恩在《常識》裡寫過一句話：「政府的存在，是因為人性的軟弱。如果人人都是天使，我們不需要政府。」
正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一個人的內心，所以我們需要制度。正因為我們無法預測一個同時對台北和北京負有法律義務的人，在關鍵時刻會怎麼投票，所以《國籍法》規定：公職人員不得擁有雙重國籍。
這不是針對中配。美國人、日本人、英國人來當立委，都要放棄原本的國籍。規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。只是其他國家會讓你放棄，而北京不讓，這不是台灣的問題。這是北京的問題。
250 年前，潘恩用「常識」兩個字，把複雜的獨立問題變得清晰：你的效忠對象只能有一個。今天，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一樣簡單：一個被北京視為中國公民、且北京拒絕讓她脫離的人，適合在台灣的國會制定法律嗎？
這不是什麼高深的憲法問題，這是常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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